将“追赶型”切换成“创新驱动型”
关于“十三五”钢铁行业转型升级问题的思考
从“十二五”时期开始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全面的转型升级阶段。党的十八大对转型升级提出具体要求，要通过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。对钢铁行业而言，转型升级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。
较长时期以来，我国经济一直在走一条“追赶型”发展道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在成长过程中也遗留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。钢铁行业也是如此。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钢铁行业需要认真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，实现由“追赶型”增长方式向“创新驱动型”增长方式的切换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、稳步向前。
“追赶型”经济增长模式遗留的弊端多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从落后的经济困境中起步，主要走了一条“追赶型”发展之路，主要任务是发展基础设施、能源、基础材料、基本生活用品和基础制造业。这是一个靠投资驱动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的追赶过程，目的是构筑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“铺底经济存量”。
这期间，“追赶型”经济发展的特点包括5个方面：一是重复工业化国家的道路，技术上以模仿为主；二是经济社会对同质化的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刚性需求可以预测；三是所需要的成熟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多渠道购买；四是这些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国土空间规划、政府普遍服务，与政府基本职能有很强的相关性；五是这些产业和投资规模巨大，规模效应特别明显。
“追赶型”经济发展模式在初期确实给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，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步入中后期，也给经济可持续发展遗留了大量的弊端和问题。
重复别人的老路，后劲乏力。过去的30多年里，中国gdp年均增长9.8%。2001年~2010年，个别年份的经济增速甚至达到了两位数。钢铁、水泥等传统产业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较大的支撑作用。这10年间，钢铁行业快速发展。1998年，房地产市场改革、城镇化建设、铁路公路的修建，都消耗了大量的钢材。在这期间，钢铁产量也快速增长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国内粗钢产量从1996年的1亿吨水平发展到了2014年8.23亿吨的水平。近两年，我国粗钢产量还在不断上升，总产能已经接近12亿吨。消费方面，2001年~2010年，国内累计消耗了38亿吨粗钢，主要用于房地产、基础建设等方面。10年间，我国房屋竣工面积达67亿平方米，完成铁路建设2.3万公里、高速公路5.8万公里、普通公路258万公里。不难看出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既铺就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“家底”，也创造了钢铁行业辉煌的“家底”。但是，因重复工业化国家的老路，造成产能过剩、低端产品主导等问题，制约企业发展后劲。
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竞争力。例如，辽宁某地有两家大型钢铁企业，年粗钢总产能为800万吨，分别生产扁平材和棒线材，都是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较低的“大路货”，导致如今产品销售深陷异常惨烈的价格竞争。这种局面被概括为“一业独大，低端主导”，在过去宏观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尚有一定的盈利能力，但当经济减速运行时，两家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遭到市场和需求重拳打压，企业运行举步维艰，亏损经营，摆脱困境难度前所未有。
以市场换技术不具备可持续性。以市场换技术，是上世纪80年代起，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而奉行的长达30多年的引进国外生产技术换取国内市场份额的战略方针。当时由于经济基础落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不少行业不得不通过向发达国家购买先进技术求得发展。但是，从国际市场买来的技术实际上并不是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，只是普通成熟技术，其产品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，虽然可以一时满足需求，但并不具备可持续性。如某钢企从国外买来一套原年产能为50万吨的中宽钢带生产线和生产技术，经改造后产能扩大至120万吨。引进初期，该产线确实有所盈利，但这几年因国内工艺技术快速升级，这条产线很快就失去竞争力转而赔钱了，而国外的“姊妹”生产线年产量始终保持在50万吨，并通过增加品种和发展深加工、延伸产业链等措施始终保持盈利。
从本质上看，过去经济发展比较注重外在体量，具有投资比重大的特性，规模影响力也非常大，但体质是“亚健康”。如某民营有色冶金企业在辽宁凌源、喀左、朝阳和北票建了4个厂，员工最高峰时达4000余人，成为拉动当地就业、稳定增长的“龙头”企业，并誓言打造成“北方镍都”。但是，由于该企业建设初期采用的是陈旧技术装备，高耗能、高消耗的弱点造成企业产品成本居高不下，尤其是高污染成为一大社会公害。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，迫使企业二次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。但在此期间，市场已经发生巨变，镍行业迅速膨胀，冶炼技术也迅速更新换代。镍铁产量从2010年的303万吨迅速增加至2014年的644.7万吨，而整个行业实际产能已经接近1000万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该有色金属企业迎面碰上了这一大风浪的冲击，生产经营萎缩，生存艰难。
“追赶型”经济增长模式如同“摊煎饼”，其体量大，但体质“脆”，短平快、粗放式的发展也给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的“泡沫”成分，使实体经济华而不实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在此过程中我国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，这些可作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物质基础，如钢铁行业1000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炉、120吨以上转炉、纵列式全连续轧钢生产线等。对此，我们不可以偏概全，应该科学分析、因势利导，帮助其转型升级，摆脱困境。
用“创新驱动型”经济增长方式破困
既然认识到“追赶型”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弊端，那么破除之路就是坚定不移地走“创新驱动型”的经济增长之路。
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并确定了“十三五”期间创新发展的地位，即坚持创新发展，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、制度创新、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，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，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。同时，提出创新发展的3条路径：一是培育发展新动力，优化要素配置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，推动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蓬勃发展；二是拓展发展新空间，实施网络强国战略，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，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，构建产业新体系；三是构建发展新体制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、税收制度，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。
从政府层面来说，要用创新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。这主要是针对“追赶型”发展的弊端，进行机制体制改革，使其能够建立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，如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。按照行业发展特点，设定差别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，简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审核程序；建立健全直接融资市场体系，支持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等。
就钢铁行业自身而言，须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，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破困。
一是确立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要靠新的龙头企业崛起的坚定信心。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行业，2014年，行业集中度仅有36.6%，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和提高集中度的任务非常繁重。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历程，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，欧洲用了20余年的时间，日本也走过因钢铁产能过剩、10多年干一吨赔一吨的坎坷之路。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，非常注重提高产业集中度，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培养出一批龙头企业。如德国的蒂森克虏伯公司、日本的新日铁住金等，都是各国乃至世界钢铁行业的领军企业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国也应该以培养这样一批龙头企业为目标。据悉，工信部已就《钢铁产业调整政策(2015年修订)(征求意见稿)》公开征求意见，提出到2025年，前10家钢企粗钢产量全国占比不低于60%，并形成3~5家在全球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钢铁集团，旨在提升产业集中度。
二是加快形成由钢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下游行业共同构成的技术创新“多级火箭助推机制”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，支持企业建立各类研发机构，并鼓励企业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和承担国家科研任务；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，引导创新主体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，形成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机制；鼓励专业化、市场化的新型研发组织发展。
三是开发一批关键技术。国际上先进钢铁流程能效约60%，电炉短流程产量比约30%。因此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钢铁行业须通过深度开发一批二次能源高效转化、低品质余热回收利用等环节优化与清洁生产关键技术，使流程能效由目前的45%左右提高到60%，吨钢排放减少5%。例如，在低品质余热利用技术方面，开发高温焦炭和烧结矿显热高效回收利用、焦炉荒煤气显热回收与利用、炉渣（炼铁、炼钢）显热回收与利用、低温余热（煤气、水等）资源回收利用等技术；低成本炼钢技术方面，开发转炉用中、高磷铁水炼钢，直接还原铁 废钢电弧炉炼钢技术等；高速连铸与直轧技术方面，开发高速连铸生产无缺陷铸坯，高温铸坯热送热装、高温铸坯直轧的衔接与匹配技术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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